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一部深刻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规律并依此规律保障和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科学立法。该法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是对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立法运用。序言中明确提出的“以增进共同性为方向”，是这部法律的重要特征之一。

增进共同性规律的科学表达

作为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已经存续发展数千年，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角度，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民族”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深入阐述关于中华民族科学内涵、基本构成与我国各民族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正式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推动其写入党章。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中华民族”写入宪法。

作为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上升为法律规定，为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其立法目的就是为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该法是对共同性规律的科学揭示和规范确认。民族工作立法必须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加以认识。“五个共同”的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是对各民族团结凝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规律的深刻总结；“五个相”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基本原理、体现了互动交融的动态性和持续性；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长期性、持续性、稳定性和创造性，构成增进共同性的方法和机制。

该法以增进共同性为方向，深刻阐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核心要素和实践方法，以法律形式系统规定民族团结进步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纲”和“目”，是我国民族工作法治化进程中的一座历史性里程碑。

理念与制度相协调的结构布局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我国法律体系和立法体例中属于“促进法”，而非大多数法律所呈现的“权利法”或“秩序法”。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政策措施，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些依据宪法、法律规定以及源于民族事务治理实践的政策内容日益成熟并形成体系，现实中需要一部法律加以系统总结和规范，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一步提供法律保障。

从条文布局上看，该法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理念和制度相协调。这些立法理念对我国宪法涉民族条款、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新时代党的民族政策进行了整合与规范表达，形成了以党的全面领导、“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等为核心的法律原则体系。与序言呈现不同，总则是对立法理念与法律原则的规范化提炼，指导该法后续各章节的设计、衔接与解释。

该法的主体部分围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明确了三个基本层面，即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以及推动共同繁荣发展。这些内容均以增进共同性为根本方向。其中，“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章节，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与政治认同。其核心内容涉及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的教育，涉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的建设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保障机制。“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章节，立足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各层级、各领域的实践探索，包括地方性立法的先行经验，重点明确了各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和制度保障。“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章节，彰显立法对物质文明与共同现代化的重视，体现公民平等与民族平等相结合的立法理念，旨在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共同富裕，引导各族群众对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积极贡献力量，保障各族群众更公平、更有获得感地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果。

民族工作涉外法律斗争的制度保障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出台，既契合我国历史与现实国情，也是对全球民族事务治理的积极探索与重要贡献。

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美西方对我国民族工作涉外法律体系和司法机制的干扰挑战持续加剧。因此，必须客观清醒地看待民族工作长期存在的内外风险，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该法充分评估了涉外法律斗争的风险和需求，并作出相应的规定。在总则中，该法明确规定“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受外部势力的干涉。坚决反对一切以民族、宗教、人权等借口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污蔑抹黑、遏制打压、渗透破坏等行为”。在法律责任与附则部分，该法明确规定了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的法律责任，确立了域外管辖条款，进一步扩展了我国涉外法治建设的覆盖面。这些条款体现了立法者对民族事务治理属性的科学认知，即通过正面促进与反面制裁相结合、团结与斗争相结合、教育与惩治相结合、国内规制与域外管辖相结合，构建起我国民族团结进步法律体系的完整制度框架和有效实施机制。

这部重大立法的科学性，体现在法律实施的有效性与实效性层面，对机构责任与司法机制作出明确规定，从而确保其在“促进”上精准全面，也兼具一般法律执行的效力和威严。作为民族团结进步的基本法律，该法通过后的关键在于有效实施，需准确规范地推动法律宣传、教育、阐释以及具体落实，形成从宪法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再到相关实施细则及配套政策相结合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领域统一规范的法律体系，不断巩固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和法治基础。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国民族政策研究会理事）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